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经济制度仍是奴隶制，但商品交换和商人阶层已经出现。商族人在建立商朝后，更加重视商品交换活动，有“殷人重贾”和“殷人贵富”之说。到了周代，一些商族遗民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，官营工商也出现了。西周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以及统治者对商人的重视政策，使得“工商食官”制度下的商业和商人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[[1]()][[2]()]。
进入春秋中期后，“工商食官”的格局逐渐被打破，自由商人形成了在社会经济中具有重大作用的庞大队伍，社会地位也日渐提高。这一时期，齐国管仲的“专山海”政策和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虽然存在，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。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，由政府取得税收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[[1]()][[2]()]。
战国时期，随着商业的发展，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发生侵蚀作用，商人一方面与农民作不等价交换，盘剥农民，使农民陷入贫困，同时利用农民贫困，进行***盘剥，这就动摇了农业这个封建社会的根基，理所当然，政府要加以干涉，压制商业，扶持农业。商鞅、荀子、韩非子等人为代表的抑商主义者，还将“重农抑商”思想付诸国家法律制度之中[[1]()][[2]()]。
秦统一六国后，随即统一度量衡、货币和文字，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，修建灵渠，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，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，建立成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统治。秦始皇“尚农除末”，商业不发达。但汉高祖平定天下后，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，市场迅速发展起来。统治阶级吸取秦亡的教训，轻敛薄赋，采取了奖励农耕的政策，一些思想家则提出了“积粮度荒”的做法，比如贾谊、晁错等人。同时压抑商人的社会地位，规定商人另立户籍，称为“市籍”，凡有市籍者，一律不准衣丝乘车，不得携带兵器，子孙不得任官；同时规定凡商贾均要交纳加倍的人口税[[1]()][[2]()]。
明初统治者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，它们首要目的是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，而农业经济又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，他们采取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便理所当然。此时的中国东南沿海，已经出现了较成熟的商品经济生产模式，而封建统治者，却固地自封，极力的遏制商业发展，仍旧坚持落后的重农政策，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，必然走向封建社会的末路[[1]()][[2]()]。
总的来说，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，并在随后的几个朝代中得到发展和强化。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农业的发展，稳定社会秩序，促进农业生产，并通过限制商业来维护封建统治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政策也逐渐暴露出了其局限性和弊端，特别是在明清时期，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，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，最终走向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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